当时很多从业者都认为，只有按照汉语的语序打出来的所谓手势汉语，才是真正的手语。聋人们在生活中使用的手语反倒不是手语了，他们觉得那只是一种比划。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随着一些国外理论知识的进入，虽然当时我们这些在底层的手语翻译可能接触不到，但是在学术平台和专业领域里，大家的思维已经开始往实用手语，也就是自然手语这方面转换了。
我现在也才三十多岁，但就像当时如果让我现在看到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可以把手语打得很好，我也会很激动的，因为真的是会感觉到这个圈子后继有人了。这次比赛之后，再有人说我手语很土、或是草根什么的，我就都无所谓了。因为我知道我是对的。
翻译学术会议。图/讲述者提供
四、我不能退出
比赛完之后，我又回到了一个很平淡的生活里。之后的半年里我就感觉虽然我受到了很多的认可，但生活实际上没有什么改善。虽然每天都很充实，但是工资并不是很高，扣完保险什么的一个月就剩两千多块钱。所以其实当时转行的欲望还是很强的。但当时就发生了一件，让我坚定地决定就是不管赚多少钱，不管自己生活条件怎么样，我都要在这个行业里一直做下去的一件事。
当时是辽宁四五十个聋人，自发式地组织了一次旅行，他们凑了钱，雇了一个司机，租了一台旅游大巴车就从辽宁出发了。他们全国各地转了一圈，在经过广西北海市的高速公路上，那台大巴车翻车了。当场就有两个聋人去世了，很多聋人都受伤了。
出事当天下午四点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有关部门的电话。“现在，马上，收拾好东西来机场……”当时是六点的飞机，我完全没有准备。我爱人都挺懵的，她问我“怎么了？你要去哪啊？”我说“应该是到南方，那边应该是出事了，现在急需手语翻译。”
当时是从广州转机，落在广州之后，广州下大雨，外面电闪雷鸣配上当时这种突发状况，我心里很害怕。到了北海机场已经凌晨两三点了。
因为广西的手语发展是有些落后的，出了事之后，他们只能做这种最基础的救人和治疗工作，由于语言没法沟通，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从哪来的，除了知道他们应该都是辽宁的，其他具体信息还是模糊的，那时候距离案发都已经差不多一天时间了。所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这五十多个聋人的个人信息调查清楚。
当时受伤的聋人们被分别安置在三家医院。当我到了那看到聋人们受伤的样子，我之前那种害怕，有点慌的感觉就没有了。一门心思就想把这件工作给做好。
这些聋人有的手断了，只能一只手打手语，有的头部受伤，一只眼睛露在外面。我要配合他的伤势，所以手语还不能打得太快，还要反复跟他确认身份信息。等问出来了之后，我再给他写在本子上。差不多一上午加上下午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把所有人的身份信息基本捋出来了。
当时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因为我还看到一件事情。有一个聋人出事之后就立即做了手术，但当我到医院给他们翻译的时候，她儿子提前到了，跟我说“第一次做完手术之后，我妈腿里还有十多个玻璃碎渣没有取出来。”我问他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她说“我妈做完手术之后，她喊疼，但她没办法清楚描述自己的状况。”是他儿子到了之后，用手语跟母亲了解了情况重新拍片子才发现腿里边竟然还是这种状况。
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我们国家的手语翻译人能更多一点，聋人他们受的苦也会少一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不能退出这个工作，我要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扎到这个行业里，一直做到我生命结束那刻。
在医院待了两三天的时候，一些聋人子女陆陆续续已经赶到了。当时我就观察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大连聋人和一个沈阳聋人之间。大连的聋人她的女儿来了之后，就可以给她提供翻译了，但是沈阳聋人的子女当时还没到，她还是没有翻译可用。
最后我发现他们是这样翻译的，由沈阳聋人先说出她的需求，让大连的聋人看懂，再由大连的聋人转换成大连手语以及他们家的家庭手语，翻译给她的女儿，再由她女儿来翻译给医生、护士或者其他需要翻译的对象。
我看到这一点之后，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想我可不可以把这些会手语并且还愿意为聋人做翻译服务的这些聋人子女聚在一起，建一个群，以备这种不时之需或者突发情况。当时很快的时间，全国各地就拉了将近一百多个聋人子女。这个群现在也还在。
五、不“认”罪的人
自那之后，小迟通过一年一年的慢慢积累，服务过的聋人越来越多，他的工作范围也从大连市扩展到全国各地。
小迟希望可以服务到聋人从生到死的各种需要手语翻译的时刻，他现在的工作内容不但包括聋人的婚礼、葬礼、就医、旅行，还包括协助解决一些聋人父母和听人子女的纠纷等等。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服务场景，就是公安局和法院。
刑事诉讼活动中涉及的聋人必须通过专业的手语翻译人员来沟通表达。
有一个聋人盗窃的案子。当时是公安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聋人现在在看守所里，你能不能为我们提供翻译服务。”我第二天开着车就去了。
当时公安之所以要请我去，是因为他们说这个聋人就是不认罪，虽然所有的证据都很清晰包括视频录像、证物、证人指控，所有的东西都有，但他就是不认罪。想让我去跟这个聋人沟通一下。因为盗窃的案子可能进去也就两三个月就能出来的，我也很奇怪他为什么不认罪。
到了看守所之后，我看到了这个聋人，他当时整个人状态是很局促的。我用那种很自然的手语跟他打招呼，我打手语说“你好，你是哪里人，我是你的手语翻译，我来为你做手语服务。”当时他一下子就感觉要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一下就很兴奋，他打手语跟我说：
“你的手语我能看懂！你能帮我跟警察同志说一下情况么？”
“当然可以啊，我问你这些事都是你做的么？”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认罪？”
“我没不认啊……”
我就转头跟警察同志说“他说他认罪，他没不认。”警察同志也很懵，他说“明明之前给他换过两个翻译了，他都不认罪。”聋人跟我说“之前公安局请来的翻译，他的手语我根本就看不懂……”这个聋人只念过小学一年级，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
最后很顺利的，他签了字，所有的东西都认了，这件事也就结束了。就因为手语沟通的问题，这件事办得这么麻烦。
我自己理解，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手语翻译，可以分成三派。第一派就是像我这样的聋人子女，也叫CODA(ChildrenofDeafAdults)。第二种是学校里面学的叫科班派或者学院派。第三种就是在社会上因为热爱或是其他原因自学成才的。
像我这种翻译和其他两派翻译的策略和翻译方法上就是有区别的。比如我们CODA从小跟父母交流的时候，更多的是要通过手语向父母要东西。我们打手语的概念就是一定要让父母看懂，如果他们看不懂，我们就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但是学院派和野生派，他们更多的是从词汇本身或者句子本身入手。
比如“妈妈，我想吃一个苹果”这句话，作为聋人子女，可能不会先打苹果这个词，他更可能的是打甜甜的、脆脆的、大大的、圆圆的等等各种描述性的词去描述他的需求。而平常的一个听人，如果跟聋人接触得少，学再多书本上的东西，其实也是不太有用的。
疫情期间穿防护服去看守所为聋人做翻译服务。图/讲述者提供
随着接触的案件越来越多，小迟也发现，聋人群体面对的更大困境，其实是信息获取的障碍。
对一些基本常识的缺乏，让聋人很容易受骗。
而另一方面，大部分聋人对法律规则的不了解，使得很多案子审到最后都会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犯罪。
聋人子女的身份，让小迟更加能理解聋人们的处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他都要通过阅读心理学的书籍，排解白天工作的时候产生的无力和痛心。
有一个发生在聋人群体内部的诈骗案。行骗的这个人是一个聋人子女，他听力正常，利用自己又会手语又会说话的优势，骗了很多聋人。
而且他行骗的方式特别低级，他印了很多假的房证。他自称认识一个老板，老板的房子急需出手，房子原价是一百多万，在他这二十万就能买到。他不但印了假的房证，他还印了很多假的驾驶证。他去跟聋人说，只要给他三万块，就不用考试不用学车就能拿到驾驶证。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二十多个聋人都上当受骗了。他们对CODA信任度很高，因为觉得他是聋人的孩子，所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当时那个案子还牵涉到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在整个过程中都是知情并且参与其中的，最后也都定罪了。当我为他父母打手语翻译的时候，他们两个都说“这全部都是我儿子干的，跟我们两个没有关系。”
当时有一个跟我一块去的实习的小翻译，从看守所出来之后，他就特别沉重。他跟我说“这父母怎么能这样，怎么把所有的罪都推给儿子了？”但其实我个人觉得，通过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与聋人的接触来判断，他的父母并非一定不爱他的儿子，很可能他们俩的想法就是，儿子是主谋，他让我们这么干的，所以我们做的事并不是犯罪。
就像这样的好多聋人犯罪之后，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犯罪了，只会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件很正常的事，为什么要抓我。
一个聋人，因为沟通的问题，受教育程度受限，最终导致不但听不到声音，连看文字也看不太明白。这样的一个人在社会中，别人说话听不到、电视、广播都听不到，就算有字幕也没有用，关键的信息无法进入他们的脑子里。
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网上借钱变得特别容易，一刷脸就把钱划走了。就随之出现了一批专门去骗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不强、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的这些聋人，通过这种贷款的方式把钱转出去。尤其在这两年，我接到的这类案子的数量一直在增加。
要么说手语翻译是什么？是一座桥。如果你把手语翻译给切断了，聋人又能获得什么信息呢？这就是一个个孤岛啊。
之前好像有一个记者问过海伦凯勒，他问如果你有下辈子，聋与盲间如果必须选一个，你选哪个？海伦凯勒说“我选择盲，我不选择聋。因为盲，是人与物的隔绝，而聋，是人与人的隔绝。”
六、沉默的孤岛
过去疫情的三年，小迟用一大部分精力经营起自己的媒体号，为聋人们翻译一些重要的新闻和政策。
无论是病毒还是新技术，每每有新事物产生，对于聋人群体来说，都是成倍的潜在危机。他们无法及时获取信息，也无法快速应变。身体上的障碍，在隔绝的系统中，早已经演化为精神上的隔阂。
平常生活中，听人对聋人有什么需求么？在中国现在的环境里，大部分人都更愿意站在一个立场上，就是觉得聋人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从听人身上获取帮助，听这些话听得更多。
平常我们一个听人去找工作，更多地是通过招聘会或者网络。但是我发现，我周围大部分的聋人，他们找工作的方式是熟人介绍——由另外一个聋人作为招工人去招聘这些聋人。这当中会出现很多所谓的黑中介，有一些聋人就在里面钻到了空子。
但很奇怪的一点就又出现了，因为就算是这样，聋人还是愿意相信聋人介绍的这种。所以整个的氛围就变成，虽然聋人群体都生活在这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下，但不是地域上的封闭，而是与外部产生的一个沟通上的巨大隔阂。
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小迟的妻子走进来送了两盘水果。她怕自己的说话声音被录进去，就很自然地跟小迟打了一段手语交流。
我们的制作人突然发现，安静的房间里明明是三个健听人，但这一刻，她成为了“听不见”的那一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讲述者：小迟，制作人：印璇，编辑：也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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